开放、变革、创新

——利顺德百年历史的结晶

作者  田玉堂

       利顺德大饭店历史是中国和天津近代史的一个缩影。利顺德大饭店是中国饭店业唯一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天津的城标饭店，同时也是世界75家百年老店中唯一将其文化展示出来的历史知名饭店。天津市政府、天津旅游集团在国家文物局、天津市文物局领导与专家的协助下，于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毅然投资数亿元对利顺德大饭店进行修缮，力求这座历史遗产饭店在四星基础上跃升五星，进一步丰富完善天津旅游资源、为推动天津旅游业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无疑是一项功在当代、利泽千秋的英明决策，它体现了天津市和天津旅游集团领导放眼未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深谋远虑、未雨绸缪的果敢胆识。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利顺德大饭店从诞生至今已经有146年的漫长历史，它的成长见证了在近代中华民族从落后走向先进，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失败走向成功的艰难历程，它的成长也验证了在任何时代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保守走向变革、从停滞走向创新的必然选择，证明了开放、变革、创新是推动中国乃至世界进步的源泉和动力，今天我们重提开放、变革、创新，可谓意义深远，开放就是对外开放，解放思想，展望未来，互通有无，追求大同，把先进的理念、管理制度、技术、人才引进来；变革即把不合理的、腐朽的、旧的事物坚决淘汰掉，并改换成科学的、有生命力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事物，即淘汰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管理机制等，建立新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崭新的生产关系；创新是旨在为人类福祉创造出人类前所未有的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新的工艺、新的能源、新的材料、新的系统、新的设施……总之，就是创造新技术的首次应用。开放、变革、创新不是独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只有实行开放，才能发现更先进的事物，才能引进变革；只有真正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才能解放生产力，为技术创新奠定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创新又是为实现变革奠定良好的技术物质基础；只有真正的变革，才能完成开放的使命，才能促进世界的大进步和大发展，从而实现全球的开放和大同，造福全人类。可以说，利顺德大饭店146年的历史，就是利顺德人不断坚持开放、倡导变革、力主创新的辉煌历史。

       历史悠久的利顺德既是闻名遐迩的旅游饭店，也是近代中国发展历程的见证者和中西文明碰撞、诸多政治势力、各色人物争相角逐的大舞台，在这种意义上，说“利顺德”是大饭店，倒不如说它是历史博物馆，在经历了三代封建王朝、七个军阀政权、两次国民政府和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之后，一个半世纪的风云变幻、一个半世纪的文化积淀使它具有非同一般的魅力，一件件的重大变革，一幢幢风流逸事，一幕幕感人画面，一场场悲欢离合，故人虽去，雕栏尤在，利顺德大饭店作为一个历史的承载体永远在上演时尚的新篇章。

       一、利顺德大饭店是近代中国开放的产物和见证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屈辱的血泪史，更是一部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保卫社稷家园、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摆脱封闭状况、逐步融入世界的开放史。而利顺德大饭店就曾经零距离地见证了这段历史中诸多重要时刻。

       利顺德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那时的中国还处在腐朽的晚清政府统治之下，妄自尊大的封建王朝闭关锁国，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在这种固步自封、僵化封闭的体制下，中华民族已经失去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地位，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而落后就意味着挨打，西方的坚船利炮终于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华民族被迫在屈辱中愤然抗敌，“师夷长技以制夷”，被迫走向开放，走向向西方学习的道路。

       利顺德大饭店的创设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与天津开埠同步诞生的。1856年至1860年（清咸丰六年至十年）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而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就是在《北京条约》中特别规定的。由于天津处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很多外交事务的磋商兴办都是有赖于驻跸天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所以，许多外国官员、使节、军官、顾问、传教士、商人群集于天津。在这里可以方便地居住、活动，可以对清王朝提出种种要求，施加压力，可以迅速的往来京津之间，办理交涉。大批外国高层人士纷纷来到天津，他们需要有个居住、活动、会议的适当场所。这样，利顺德大饭店就应运而生，从一个洋式“泥屋”，很快发展成为豪华宾馆，接待中外的高层人士、重要宾客。由此近代第一家涉外宾馆即始创于天津，可以说，它是近代早期开放形势下的产物。

       不仅如此，利顺德的设立进一步促进和影响了中国早期的开放。由于利顺德是当时英租界内为数不多的建筑，因此，它成了许多国家驻津办事处的首选。美国领事馆一直在利顺德饭店内，直到1929年才迁到浙江路泰安道交口处的美国领事馆楼。加拿大领事馆也先设在利顺德，几十年后汇丰大楼建造，才移到那里。日本设领事馆较晚，1875年日本副领事池田宽治来天津筹建领事馆，先租住在一家美国侨民中，后来搬入利顺德饭店，直到日租界划定后，1919年才移到日租界。1895年在天津划定租界的德国，也是在利顺德设立了“领事代办处”，后改为领事馆。而在1886年扩建以后，直到二十世纪初，利顺德大饭店一直是天津最巍峨宏伟的建筑，来到天津的外国贵宾，没有其他地方可住，大多住在这家豪华大饭店内。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利顺德大饭店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与它的几位股东密不可分的。它的创始人殷森德是最早来到中国传教的英国传教士之一，在天津建立了第一所西式女子学校和“男童寄宿学校”、“盲人学校”等，为中国的早期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随后的饭店股东德璀琳则长期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与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而他和李鸿章之间深厚的友谊，使德璀林成为李鸿章外交事务的顾问，“几乎是中国实际上的外交部长”，德璀琳在中国所从事的外交活动主要有中英鸦片贸易垄断计划、中法战争和谈、北堂迁移计划、中日甲午战争以及陪同李鸿章访问欧洲，由于所从事的这些外交活动，清政府授予他很多荣誉：三品花翎总兵衔，二品花翎总兵衔，一品顶戴花翎，双龙三等第一宝星，双龙二等第二宝星和双龙二等第一宝星，这些荣誉见证了德璀琳的主要成就和他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地位。

       因此，理所当然的这里又成为近代中国国内外政治风云际会的场所，可以说，从19世纪60年代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作为北京门户的天津，既是清政府与列强交涉的政治中心，又是洋务运动与反抗殖民者侵略的前沿阵地，更是国民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从清末重臣李鸿章到末代皇帝溥仪，从直隶总督袁世凯到民国总统孙中山，从美国总统胡佛到格兰特，从护国运动蔡锷到抗日名将张自忠，无数国内外政要曾下榻于此，这里面既有叱诧政坛的孙中山、袁世凯、徐世昌、冯国璋、黎元洪、曹锟等六位民国大总统，29位总理、47位督军，还有美国前总统胡佛、格兰特，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更有数不清的各国使臣勋贵，他们的足迹遍布利顺德的角落，可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其为近代涉外“华夏第一店”当之无愧。

       不可否认的是，帝国主义列强把开埠后的天津视为一块肥肉，划分租界，开设机构，攫取资源利润，“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利顺德不可避免地充当了不平等条约的缔结地和历史事件幕后的策划地。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家涉外饭店，其竣工开业不久，腐败的清政府在这里就与欧洲小国丹麦签订个不平等条约《中丹条约》，随后、中荷、中葡、中巴条约等多项国际条约均在利顺德签订或与其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说，利顺德饭店一次次见证和经历了中华民族最屈辱的悲惨历史。它充分说明了世界大势浩浩荡荡，只有开放、变革、创新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否则只能落后挨打，处于被动局面。

       同时，利顺德一方面也上演了各色人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种种闹剧，如美国前总统胡佛在这里串通利顺德股东（英国）阴谋霸占了开平煤矿；黎元洪在这里异地办公、曹锟在利顺德藏匿珍宝等等。另一方面也见证了仁人志士的救国壮举，孙中山与黄兴在这里酝酿二次革命，蔡锷与梁启超秘密发动护国运动，利顺德作为一个载体，默默目睹了这些事件的发生发展，成为历史忠诚的记录者。

       无独有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主动实行开放政策后，利顺德大饭店又一次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渤海之滨第一家合资经营饭店。1984年3月，天津大饭店作为甲方，哥罗洋行（台资）作为乙方，签订了合资改建经营饭店的合同。按照合同规定，合资改建后的饭店恢复利顺德饭店名称，既保持原来英式的西欧乡间别墅式建筑风格，又具有现代化设施和现代化服务与管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家津门老店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利顺德大饭店是近代中国变革的基地和桥梁

       作为中国洋务运动的重镇天津来说，利顺德大饭店因其特殊的地理和政治因素不可避免地成为近代中国变革风潮中的一面旗帜。在那场关系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大变革——洋务运动中，利顺德的大股东德璀林自不用说，是李鸿章想当然的助手与参谋，而利顺德的另一个股东汉纳根更是亲身实践参与到了这场变革的潮流中，汉纳根为德国陆军大尉，中国海关税务司德璀琳长婿。1879年由德国军队退伍，由中国驻柏林公使馆聘请来华，在天津任军事教官兼充李鸿章副官，并负责设计和建造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炮台。1894年7月23日由大沽口搭乘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往朝鲜，25日，“高升”号在丰岛附近海面被日军舰击沉，汉纳根泅水得免于难。不久，汉纳根应李鸿章之聘以花翎总兵衔入北洋水师充总教习兼副提督。

      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汉纳根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旗舰“定远”指挥作战。海战结束后，10月9日，清廷特颁谕旨，以“洋员汉纳根在海军当差，教练有方，此次大东沟之战，奋勇效力，深堪嘉奖。加恩赏给二等第一宝星，以示鼓励”。后又赏加双眼花翎提督衔。

       黄海海战后，汉纳根曾向清廷条陈节略，建议清政府向智利、德国、英国购买快船，聘请外国将弁水手同船来华，新旧合成一大军，另派一洋员为全军水师提督。同时建议加练陆军10万人以及向外国购买枪械等。后因多方面原因，汉纳根的建议未能实现。

       作为跨越了三个世纪，零距离地见证了天津一百多年来沧海桑田的利顺德来说，近代史上众多中外政要、社会名流为它留下了诸多历史遗迹和大量史料及轶事传说。而这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无不在利顺德饭店刻下深深的烙印。因此，在近代中国，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天津那样，紧紧地把城市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也没有哪一个饭店能像利顺德那样，把近代天津以及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遗迹囊括其中。

       同时，作为一种西方的舶来品，利顺德大饭店本身也代表着当时中国制度变革发展的一种趋势和目标。早在1895年，利顺德大饭店就根据香港的组建公司法令，设立了利顺德饭店股份有限公司，到了1897年末，根据香港公司法，受饭店产权所有者们组建的“利顺德大饭店有限公司”的委托，开始组建饭店股东董事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股份制管理。第一任董事长便是安德逊，中国股东梁炎卿为第一任副董事长。新的制度带来新的变化，利顺德饭店由此称雄于天津饭店业数十年之久。

       同样的，当时光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利顺德大饭店又一次凭借敢为人先的制度变革成功实现了新世纪的腾飞。“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饭店高举改革开放大旗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建了自己的一套经营方略和管理哲学。它是利顺德的传统管理、现代化科学管理和辩证唯物主义三者的结合，号称利顺德模式（HCM模式），它完全做到了严情结合、以人为本、科学管理，客人之家、以情感人的服务宗旨，实现了制度变革的新局面。

       同时，合资以后的利顺德饭店实行总经理责任制，总经理责任制所体现的一个突出特点和优点就是总经理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实现了充分的责权利效的统一的全权管理。这一体制不仅调动起总经理搞好饭店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也进一步强化了总经理对经营管理效果的责任。这一全新的制度给利顺德饭店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实现了质的飞跃。饭店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进行了深入的人事制度改革。不仅管理层体现了责权利效相一致的原则，普通员工也是如此。新的制度实行按岗位取酬、按责任取酬、按技能取酬、按业绩取酬、按劳取酬、共同奋斗、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为此饭店建立了15个级别、4个系列。15个级别是根据工作责任、贡献大小划分15个岗位，并确定各个岗位的工资奖金标准。改革开放后，利顺德饭店开始推行实施经营目标责任制度，全面签订经营目标责任书，各个实行经营目标的部门，都把营销服务工作和管理功能融为一体，明确责、权、利，充分发挥了各部门的职能作用。饭店五年内选送45名优秀员工到南开大学脱产进修取得文凭并每年派业务骨干到国外考察学习；员工患癌症医药费（含进口药）全报销，这些举措极大调动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改革的成果很快显现出来，利顺德的经营利润数十倍增长（1989-1994），荣获国际国内十余项大奖，利顺德以不可辩驳的成就再一次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与必然方向。

       三、利顺德大饭店是近代中国创新的窗口和示范

       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兴起，几乎与利顺德饭店开办同时。尤其是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洋务运动由以制造机器为中心“自强”阶段，转向与举办与民生有关，以赢利为目的的“求富”阶段，这对利顺德饭店的建设发展更有着直接的关系了。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利顺德不断引进当时欧美最新技术，从而成为天津乃至中国最早展示西方科技成果的一个窗口。在某种意义上，利顺德几乎就是西方先进科技成果的一个博物馆，向人们讲述着科技的文明和优越，天津因而成为当时中国较早甚至最早运用这些科学技术成果的“前沿”。据不完全统计，利顺德本身的创新记录不下数百种，利顺德股东在天津创建了以小白楼和五大道为代表的300余幢各式建筑、引进了数百项先进技术和设施、开先河的市政建设、文化教育等等都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般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古老国度的意识和面貌。

       首先是电报和电话在天津出现。1879年受英工部局董事长，利顺德饭店股东德璀琳的鼓动，李鸿章首先从河北大胡同总督官署到南郊葛沽架设了一条有线电话线路，从而使利顺德饭店成了全国最早使用电话的单位。同年，天津又开始使用电报。电报设施，初自直隶总督天津行署通道东机器局（今东局子），续而通道英租界紫竹林和招商局，其后又与大沽炮台接通，这是中国最早的电报。这就是利顺德饭店也是全国最早使用电报设施的单位之一。

       1888年，因西太后慈禧修缮西苑（今中南海）用于退居休养，通过李鸿章委托利顺德股东德璀琳从美国购买了一套容量仅20马力的发电机设备，德璀琳利用这次机会，同时为饭店添置了一套，这应是中国最早的两台发电机。在当时的天津，利顺德是最早使用电灯照明的，可谓开风气之先。利顺德本已豪华的店堂也因之增添璀璨光芒，每至夜幕降临，这座建筑便成为当时津门一颗闪亮的明星。而在天津其他地区只有到20世纪初才有电灯。1897年，饭店从欧洲购进大马力发电设备，在发电照明的同时，还驱动电扇，使宾客得以享受清风的凉爽。1905年，饭店在当时天津租界地中第一家安装了供热设备，并首先使用了暖气调温装置。在中国人还在用“袖内吞金”之法，扳着指头进行数字运算，或是拨动算盘珠子上下移动的时代，利顺德便在1924年从美国引进了那个时代首批制造的数字统计机。

       也就在这年的秋天，因为饭店正在兴建其北面楼房，董事长海威林特请美国OTIS公司为饭店特制一架电梯，以方便宾客上下楼。自此饭店便成了这家电梯公司在天津最早一批产品的拥有者。   

       其次是“天津最早的公用事业，大都发端与英租界”，而且都与利顺德有关。其中，中国第一个邮政机构和我国第一枚邮票便是利顺德股东德璀林的杰作；1880年，利顺德股东出资赞助的马大夫医院在津门落成，这是近代天津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是今日天津市立人民医院的前身；利顺德股东投资《中国时报》创刊于1886年，是天津第一家英文报纸；利顺德股东创办的吞纳学院作为北洋大学的前身，是中国第一所大学；1888年5月，利顺德股东（1892后成为饭店的主要产权所有者）林德（Linde,又译为瑞德）等人创办了天津煤气公司；1897年，利顺德饭店股东们又联合成立了天津自来水公司。

       其他的再如租界地初期道路和建筑，与利顺德饭店联系的方面也很多，尤其是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租界地建设几乎都与利顺德股东德璀琳的决策有关，方圆百里的五大道和拥有数百幢西式楼房的小洋楼区就是在德璀林任期内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德璀林主持的海河裁弯取直自不必说，在其中德璀林所采取的怡和洋行融资方式无疑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商业模式。

       总之，在近代中国的早期，举不出另一家宾馆（或企业）曾和那么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生过关系。进入利顺德大饭店，观赏其建筑型式，浏览其古色古香的房舍、家俱、谛视各种陈列的实物、照片、图画，犹如置身于近代历史与文化博物馆，引起历史的联想和文化的反思。既有野蛮的侵略、屈辱的国耻，也有救国救民的探索和正义的抗争；既有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也有西方文化的引进中国的早期轨迹。

       今天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为利顺德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他们不仅在硬件建设上不遗余力，而且还创造性地开拓了利顺德文化的前沿阵地，国内首创的纪念孙中山下榻利顺德大饭店的翠亨北寓，纪念1954年12月第十世班禅大师到利顺德大饭店诵经的“班禅纪念堂”，以纪念美国前总统胡佛和梅兰芳的名人客房，以及在此基础上配套的菜系服务，充分反映了利顺德人高举创新的旗帜，行进在时代的前列。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历史以其无可辩驳的事实无数次的证明了，只有坚持开放、坚持变革、坚持创新才能获得生存，求得发展，才能获得和谐发展所需要的长足动力，才能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我们在新的世纪获得更大的辉煌和成就。利顺德大饭店作为把开放变革创新作为自己生命力源泉的百年老店，正在天津旅游集团领导下，为打造中国历史遗产饭店，为全世界华人、国际友人缔造一处畅游历史长河、感怀未来蓝图的旅游圣地而坚持不懈。

       作者简介：田玉堂，时任中国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时任中国经济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时任天津旅游集团高级顾问（2008-2010），原利顺德大饭店董事总经理（1989-1994），利顺德博物馆式饭店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创始人（1989-1994），高级经济师